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确立了救国复兴的新思想、理清了道路选择的疑惑、准备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中国先进分子的追梦历程与现实碰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历史的主题。围绕探索国家出路,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从自身立场出发,多层次、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提供多种救国方案,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已,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倾覆,民国建立,人们普遍认为,破环已终,建设开始,对新的共和制度充满了憧憬和信心,但被国人寄予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厚望的袁世凯最终以专制代替民主,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追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理想失败了,民众实现民主国家的希望被出卖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深刻反思现实,中国的政治何以败坏到如此地步?他们在痛苦中忏悔,在忏悔中继续探索,并形成新的共识,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相对于政制的建设而言,思想的觉悟与人格的独立更为重要。如鲁迅所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P31)。一些有识之士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同时,把挽救国家的注意力放在了思想文化领域内,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是造成民德堕落的原因,因而也就是造成政治破环的原因,中国要想巩固共和,就必须先将反共和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旧伦理,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代表西方文明的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种以思想革命解决政治问题,将文化创新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思路,是中国思想界转变的重要契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解放,为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道路。然而,没有社会制度的改造作为基础,将国民性改造处于优先的位置,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撑、个性解放、新道德新伦理新价值的重塑,能实现吗?这个疑惑被鲁迅以“娜拉走后怎么样”的形式提出,鲁迅觉得,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如果缺少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持,似乎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启蒙者,也明显感到“不谈政治”或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会削弱他们的政治参与力和影响力,于是陈独秀领头的《每周评论》在1918年底问世,该刊专门讨论政治问题、专门谈时事,以补《新青年》之不足,这似乎已经发出一个信号:直接投入政治实践将要再度成为他们“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2](P275)。这就意味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更近一层,改造社会将更深一层。

二、中国先进分子思想的新取向:社会主义

在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国家的思路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介绍了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正当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一直被视为近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在进入20世纪初期,爆发了一次空前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的惨烈,其带来的恐惧、灾难使得对西方文明的乐观和自信受到沉重打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不安,乃至悲观的情绪。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其竟公然宣称 “资本主义在今日已不容于世界”[3]。这种来自于西方世界自身反省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价值产生怀疑,但真正让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彻底幻灭的则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使人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4]。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中国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质疑与批判西方文明的思潮。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欧游心影录》,断言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就连陈独秀也说:“我们不但对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要满足才好”[5](P128)。然而,中国是否又要回头再走自己的老路呢?也不行。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双重文化危机”之中,正如李大钊所说:“世界非有第三种文明崛起,不足于渡世危崖”[6](P560)。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以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他们认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那还是遥不可及的在将来才需要考虑的事情,陈独秀就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7]。十月革命证明,落后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自己的解放之路,它使陷于彷徨苦闷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如李大钊所言,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8](P608)。可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加之,新生的苏维政权建立后,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改变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怀疑、观望的态度。《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9]。这表明,中国人对俄国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感情和理性方面都开始倾向了苏俄。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对苏俄对华宣言的答复文中宣称,“吾人更信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携手”,“从此旧式的政治家资本家之迷梦,无由实现,而公正有力之声浪弥漫世界,则各国人民群起打破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之期不远也”[10](P144)。由此可见,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都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11](P144)。一时间,互助观几乎为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由于对“一战”的厌恶,他们开始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转变。

三、关于“道路”的实践、论争与选择

中国思想界虽然群体趋向社会主义,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汹涌而来,可谓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当时中国较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哪些呢?主要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各种思潮之一种,起初并不具备优势。

“五四”时期,在诸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他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它们所幻想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既读书又劳动的田园诗般的新生活,吸引了当时的爱国青年。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提出了脱离现实的空想的社会改造主张。例如,“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各种现实矛盾的日益尖锐起来,不到一年,就纷纷解散。

通过实践,许多人深刻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陈独秀曾告诫青年:“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12]不少青年在走了一段弯路以后,由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影响深远的论争。虽然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很快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在杜威、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下转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部分人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展开论争,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主张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其中,陈独秀与张东荪、梁启超围绕关于在中国要不要搞社会主义,中国有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展开激烈的辩论。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梁启超、张东荪先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改造》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贫穷,实业尚不发达,不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中国将来可以资本家发展实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其次,他们认为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阶级,并无实现社会主义的资格,而劳动阶级的养成,又要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认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表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上述论点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要想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有实现社会主义。李达则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劳动者素质低下的说法,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所受的更甚[13],同时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趁资本主义制度立足未稳,就实行社会主义。

这场论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争论,社会主义者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他们当时主张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并不成熟,但从那以后,社会主义就成了中国人民自觉的道路选择。

正是经过对各种主义与学说不断地学习、实践、争论和比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抛弃了他们曾经信仰过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自觉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成为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民族复兴之路有了新的正确的方向、新的指导思想、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3]罗素著,张崧年译.民主与革命,第8卷,第3号[J],1920年11月1日.

[4]每周评论,第20号[J],1919年5月4日.

[5]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8]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陈独秀.答诸葆衡(社会主义)[J],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7年1月1日.

[9]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J],1920年5月1日.

[10][11]王宪明、蔡乐苏.中国近现代史述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2]新青年,第8卷第3号[J],1920年10月10日.

[1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苏展